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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 午后,细雨如织,沿淮海中路至陕西南路,在林立的商铺后面有一片石库门老宅,红墙灰顶,内敛而朴素,于现代都市优美、华丽的夹围中囿成一道独特的风景,给城市历史的意念回闪提供了许多勾留感喟的理由。上百年历史的老宅,沾满了灶坯间家常菜的味道,见证着老上海的酸甜冷暖、流年沧桑。这里面住着90岁高龄的王如璋先生,一位在电梯行业工作了40年的老人。
  踏着吱吱作响的木质楼梯,在昏暗中摸索着爬上3楼,老人正站在门口等我们上来。腰板挺直、精神矍铄,声音沉稳有力,思路清晰,如不是亲见,很难想象这已是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。王老的老伴见来了客人,悄然从门口踱出去,只留下我们在老人的回忆中追抚早已流逝的往昔……
  记者:听您的口音象北方人,您什么时候来上海的?
  王老:我是天津人,193722岁,学堂毕业后没事做,正好有位朋友邀我来上海。那时年轻,也想出来闯荡闯荡。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奢华、时髦,十里洋场,纸醉金迷。但这一切与我相隔甚远,我整天四处奔波找事做,正好奥的斯电梯上海公司招人,我就考进修理部当了维修工。直到1976年退休,在电梯行业干了近40年。
  记者:1937年的时候上海大约安装有多少台电梯?当时电梯的价格是多少?
  王老:从1900年美国奥的斯电梯公司在上海签订第一单电梯合同起,到30年代末,奥的斯电梯在上海接近2 000台。当时电梯的价格我们也不知道,这是秘密,只有洋人和账房清楚,估计十几万美金左右。那时候一辆老爷车(当时达官贵人的私人汽车)才几千美金。
  记者:那时奥的斯在上海生产电梯吗?电梯的维修保养由谁做?
  王老:奥的斯在上海有工厂,洋人称为Workshop并不生产电梯,只负责加工一些小的部件。整梯大部分从美国海运到中国。奥的斯公司最早在上海成立的是办事处,随着业务的扩展改为奥的斯电梯上海公司,进行电梯的销售、安装和修理,公司由洋人操作控制,有部分中国雇员。他们在中国赚了很多钱。电梯的安装和修理由两个部门完成。工作牌分为红、蓝两色,红色负责安装,蓝色负责验收和修理。
  记者:那时维修电梯费用是多少?雇员们赚钱多吗?
  王老:那时电梯的修理合同分为包修和分修两种方式,包修合同全年收费固定,分修合同只收修理费,换件由客户自己买。包修和分修都提供24h服务,设有专门的服务电话,称为Call back。修理电梯的费用很高,换一个小小的厅门照明灯泡,就要收三、四元美金。我年轻好学、肯钻,为了解更多技术,有时就把一些零件拆坏,在洋人修理时看点门道。还学了英语,能和洋人简单交流。赚的钱不多,比在中国工厂里多点。洋人要赚的多得多,而且是美金。
  记者:后来呢?1937年以后日本侵华,电梯公司还行吗?
  王老:1945年,太平洋战争爆发,日本人进驻租界,美国人就撤离了中国。奥的斯电梯公司只留下部分中方雇员。新装电梯的工作停顿,只对部分电梯进行简单的修理。日本战败投降后,所有电梯由国民党政府地产接收委员会接管,奥的斯电梯上海公司已名存实亡。大部分电梯修理技工只能三、两个人合伙修理几台电梯以维持生计。全面内战的时候连修理都快没人做了。
  记者:解放以后情况怎么样?听说人民大会堂的电梯是您负责安装的?
  王老:建国初期,百业待兴。我们国家只有上海、天津、沈阳3家电梯厂。1955年组建公私合营上海电梯厂时,我就在那儿上班。上海电梯厂拷贝的是奥的斯的技术,是当时国内制造电梯最好的工厂。1958年到1959年,北京建设十大工程,我是上海电梯厂的技术科长,负责到北京谈安装电梯的合同。当时谈的都是开口合同,因为以前谁都没搞过,基本上是我们要多少钱国家就给多少,当然都是国营单位,也不会漫天要价。当时十大工程安装了81台电梯,其中北京站的4台扶梯是上海交大和上海电梯厂一起开发研制的。我现在还记得上海交大的洪致育先生。扶梯主要借鉴苏联的电梯技术。
  记者:除了北京十大工程外还有什么代表性的工程吗?
  王老:工程很多, 1957年的武汉长江大桥,后来的北京机场,北京饭店。当时电梯的价格大概是24万,货梯1.8万,我记得很清楚。北京国际机场的自动人行道也是上海电梯厂制造的,当时是派我们到法国的戴高乐机场参观学习人家的技术,回来后自己做的。后来北京饭店安装了4台电梯要搞群控,当时我们对电控技术都不懂,就请天津的一家自动化技术研究所帮我们搞,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年轻人叫赵志方,非常能干。我们参照奥的斯电梯的技术把这个项目做完,我想这应该是我国第一个电梯群控项目吧。
  记者:电梯维保怎么做?
  王老:当时的上海电梯厂只生产不维修,电梯的修理由国营房产公司维修处负责。就是后来的上海房屋设备有限公司。
  记者:上海电梯厂有过国外订单吗,都出口到哪些地区?
  王老:有一些,主要是港、澳、新加坡,还有一些是对外援助项目。当时上海电梯厂主要通过天津出口公司与国外签订合同。做澳门葡京大酒店的扶梯时,他们要求安装透明玻璃扶手,我们以前没做过。厂里派我带队去谈判,我们专门请了许多专家,涉及哪方面就由相关专家来解决,当时做透明玻璃扶手时,我们专门打电话到青岛的耀华玻璃厂,问清楚后向他们定制。另外我们还要求澳门方面提供全套图纸,这给我们以后的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。
  记者:文革期间上海电梯厂还照常生产吗,您有没有受到冲击?
  王老:文革期间我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,但上海电梯厂的生产照常,产量也持续上升。主要是有一些国外订单,为了保持国际形象,生产不能停的。
  记者:您1976年就退休了,退休后还关注电梯行业吗?
  王老:我退休后没几年上海电梯厂就和迅达合资了。随后好多电梯厂都开始和国外电梯厂合资。记得奥的斯和天津合资时还专门在上海搞了个活动,把我们这些奥的斯的老人请到一起,在上海的老电梯前拍照留念。现在想想奥的斯的老电梯质量就是好,有的电梯都快100年啦,曳引机还能正常运转,绳轮磨损也不严重。而现在的电梯的质量要差一些。
  记者:电梯协会资料显示,去年中国电梯总产量达8万台,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电梯制造国和电梯市场,您有什么看法?
  王老:记得临退休前我到北京建设部开会,有人对我说老王工,你现在退休最好了,我看电梯行业快消失了。我当时就对他说我们国家的电梯行业只会越来越好,看来我说的不错。我现在都恨不得年轻几十岁,好好大干一场,哈哈……
  记者: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,祝您健康。
  (本文采写由盛嘉勋先生提供线索并给予大力支持,特此致谢。)